陕西整治农村高价彩礼等问题是怎么回事，关于陕西整治农村高价彩礼等问题最新消息的新消息。

摘要：

妈妈带着3岁的女儿依依出去玩，在小区广场，依依新认识了几个朋友，和他们玩得很开心。回到家，依依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橡皮，并高兴地问妈妈漂亮吗。

当前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，是农村婚姻巨变的缩影之一，源于支撑习俗的结构变迁。有些家庭甚至择价嫁女，彩礼蜕化为利用女儿进行市场交换的方式，女性主体地位丧失。面对高额彩礼引发的问题，依靠基层党员干部带好头、地方出台彩礼指导标准，有利于带动婚姻风俗的转变，但要根除高额彩礼等民间陋习，还需要以公权力介入促进社会发育，通过重建村庄公共性，平衡彩礼失序。

《礼记·昏义》有云，“夫礼始于冠，本于昏，重于丧祭，尊于朝聘，和于射乡。此礼之大体也”。婚姻作为“礼之本”，历来不是一件私事。包括男方给彩礼在内的婚姻程序，作为文化习俗的一部分流传。当前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，是农村婚姻巨变的缩影之一，源于支撑习俗的结构变迁。

时代变迁中的农村彩礼

集体化时代是彩礼不甚流行的时代。主要是当时国家鼓励婚姻自由，彩礼被作为封建陋习来批判。男女双方确定婚约后，男方买新衣服新鞋子，至于是否有新房，是不作考虑的，只要能住即可。

改革开放后，彩礼在农村活跃起来。与之前相比，彩礼越来越采取货币形式，支付种类也逐渐增多。在豫东农村，20世纪90年代前后，除常规彩礼内容外，“三转一响”（“三转”指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，“一响”指收音机）进入农村成为彩礼时尚。从20世纪80年代的200多元 ，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0多元，再到2000年前的2000多元，彩礼尽管一直在上涨，人们并不觉得负担重。究其原因，主要与地方性规范有强约束力及村级治理结构强有力有关。

2000年前的农村彩礼主要看双方父母协商。女方家长会依据青年男女的适配程度考虑彩礼价，更重要依据是男方家庭生活水平、与自己家庭的关系。如果女方家长漫天要价，会给人以“卖女儿”嫌疑，女方家长会受到舆论谴责，家长差名声会波及女儿婚姻。彩礼价格的定夺，多是双方共同协商。2000年前的农村婚姻，大多是在县域范围完成的。男方家庭拿不出彩礼时会找村干部，或者是村中长老帮忙调解。村干部或长老是村里的权威，传递的信息更加全面真实，更容易获得女方父母的认同。因为双方家庭建立稳定关系的总体考虑，加之，村庄舆论及村庄权威的有效介入，使得不同婚姻的彩礼价格尽管有差异，也均在双方接受的范围内。

村庄共同体解体使得农村彩礼失去约束

2000年以来，农村彩礼继续变化，且越来越丧失理性。笔者在华北农村调查时，听到不少高额彩礼的说法，如“万里挑一”（110000元），万紫千红一片绿（155000元），“一动不动、万紫千红一片绿”（155000元和汽车、房子）。民俗学研究学者刁统菊曾总结出六种解释彩礼的框架，无论哪种理论解释，均与婚姻的礼节性相关，均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。2000年后则是彩礼价格节节攀升，迅速褪变为盘剥和敛财的工具。这与村庄共同体的解体，公共舆论约束力降低，导致高彩礼问题失去制约有关。

笔者在鄂西北农村调查，曾听说女方索要高额彩礼男方付不起，女方父母要求对方打欠条分期付清的现象。村民会在茶余饭后谈起，但谁也不愿去“说人是非”，村庄舆论约束力大幅降低。此外，村庄的内生权威结构瓦解，村干部缺乏调解动力，也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的公共舆论约束力。内生权威的瓦解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市场化的发展；另一方面则因为税费改革及乡村体制改革，抽离掉了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及权威。当婚姻越来越成为一件私事，农村婚姻市场就会出现单边博弈，再加上性别比失衡及城乡人口流动等变量的影响，引发了彩礼价格攀升及诸多社会问题。

在某些地方，打工经济的兴盛带来女性资源的自由流动，也带来特定市场圈内相对均衡的彩礼价格。在市场外围的一般农村男性，需要承受均衡价格的挤压。既然彩礼价格主要由女方家庭定夺，即使漫天要价也不用在意外界看法，女方父母就可能将女儿当作致富手段。更多时候，索要的彩礼会在女方家合理分配。因此，有村民调侃说“生个女儿是招商银行”“生个儿子是建设银行”。某些农村的独生女家庭，女方可以先索要高价彩礼，然后以各种理由离婚或逃婚，在婚姻市场上不断地进出盈利。婚姻纠纷甚至冲突因此发生。极端情况是，有的男性打光棍或者买媳妇。由此又引发了贩卖妇女问题。有些家庭甚至按类市场方式，将女儿嫁给彩礼最高者，彩礼蜕化为利用女儿进行市场交换的方式，女性主体地位丧失，沦为受害者。

农村结构变迁导致高彩礼出现

高额彩礼不仅在一般农村存在，在东南沿海发达农村同样明显。笔者在浙东农村调查发现，尽管当地结婚无须房子车子，因为70%以上的家庭都有车子，且当地农村的区位优势明显，遍布境内的企业能吸引外地女性。但是，彩礼价格依然不断走高，880万元的天价彩礼，在当地很平常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农村经济发展，带来村民的阶层分化，由此引发通婚圈的层级化。村庄上层财力雄厚且社会地位高，既为炫富又为子家庭发展考虑，会找门当户对的青年本地女性结婚，支付给对方家庭天价彩礼表达诚意，村庄中层的行为逻辑与之类似。它拉高了村庄的平均彩礼价格，带来中下层及下层的结婚压力。限于当地女性资源富足，底层男青年就与外地女性结婚。

农村结构不止社会结构还包括家庭结构，代际关系结构变迁同样影响彩礼价格。只有当代际关系紧密，父代愿意为儿子婚事操心，为儿子结婚可以不惜一切时，父代多年的财富积累及难以确认的关系网，才是女方索取高额彩礼的来源。由此带来的现象是，若父代将儿子结婚当作“人生任务”，或父代为了面子，积极投入儿子婚姻，该地域就会出现高额彩礼和天价彩礼问题。按照华中村治学者对中西部一般农村的划分，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陕西、苏北等北方农村，是农村高额彩礼的重点发生区域，新闻报道的天价彩礼大多取材于此。

总体来看，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，与村庄的“去公共性”有关，本来地方性规范、村庄权威可以维护公共性，抑制婚姻缔结中的高额彩礼问题，却因工业化、市场化侵袭逐渐失效。面对高额彩礼引发的问题，依靠基层党员干部带好头、地方出台彩礼指导标准，有利于带动婚姻风俗的转变，但要根除高额彩礼等民间陋习，还需要以公权力介入促进社会发育，通过重建村庄公共性，平衡彩礼失序。

（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研究员）

民政部：对天价彩礼和低俗婚闹等现象开展整治

民政部网站5月20日消息，民政部印发《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

　　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，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，形成良好社会风尚，促进婚姻幸福、家庭和谐，民政部近日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

　　《意见》指出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，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，遏制不正之风，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面貌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。

　　《意见》强调，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，促进婚姻幸福、家庭和谐。积极倡导和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，不断赋予时代内涵、丰富表现形式，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婚俗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强化道德教化作用，弘扬“风雨同舟、相濡以沫、责任担当、互敬互爱”的婚姻理念，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、引导群众、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。开展对天价彩礼、铺张浪费、低俗婚闹、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助力脱贫攻坚，推进社会风气好转。适应现代社会家庭组织、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，加强以父慈子孝、夫妻和睦、兄友弟恭、长幼有序为基础的家风建设，强化孝敬父母、尊敬长辈的道德观念。

　　《意见》要求，要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形成层层抓试点、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，确保试点有序开展。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，引导鼓励试点地区围绕试点任务先行先试、大胆创新，探索形成一批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，并及时将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长效机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