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光权：刑法是洞察苍生疾苦的眼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苑苏文 实习生/韦婷

　　发于2023.1.9总第1076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　　2022年度法治人物 周光权　　

　　获奖理由

　　他是连通中西的刑法学者，也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挂职副检察长，还是推动死刑复核程序更为严谨的立法者。在这些光环之外，他最喜欢的身份是 “刑法教员”。2022年7月，在他任教20多年的清华大学，他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，从此清华园有了一位总爱骑共享单车的院长。犯罪记录改变人的一生，他始终坚持慈悲之心，坚守罪刑法定，减少了“罪犯”数量，也造就了更稳定的社会。

　　作为刑法学者，周光权常怀慈悲之心。他说，刑法是惩处罪恶的重器，对人生杀予夺，用起来要慎之又慎，“运用刑法的人最该洞察苍生疾苦”。为何是“最该”？他解释：“运用民法处理纠纷，法官可以调解，双方好商量；刑法下手最狠，所以最该保持谦抑，最该洞察苍生疾苦。”

　　周光权微信上，用了小和尚的漫画做头像，漫画小人睁着亮闪闪的大眼睛。他将学术感悟写成诗歌，这是他从学生时代延续来的爱好，在一首诗中他写道：“我原以为学刑法的人/全都背着明晃晃的刺刀/可是，我分明看见/下面挂着春天发芽的小花/……我做梦都想着的无非是/刑之无刑，充满佛性。”

　　“刑法是为了限制处罚，确保定罪准确，把案子办对而存在的。”他认为“刑之无刑”的含义是：只有定罪不是司法恣意的产物，处在人生“最艰难时刻”的被告人才能最大程度上不被冤枉。

　　走下三尺讲台，周光权还走入立法机构。他认为，立法与写诗有共通之处，都要逐字推敲，力求精准，对立法来说，最重要的也是要心怀苍生，防止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严重的不当限制，确保罪刑相适应，这也是宪法与刑法中的“比例原则”。

　　审判官的泪水

　　“在刑法的脸中，包含着受害人的父母、兄弟的悲伤和愤怒，也包含着对凡人的怜悯，更包含着对凡人将来的祈望，在充分理解凡人的犯罪动机的同时，不得不对他们的犯法行为动用刑罚，而这其中必然包含着审判官的泪水。”这是日本刑法学家西原春夫的一段话，常被周光权拿来引用。

　　在课堂上，周光权还常引用一句网络流行语：“你办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人生。”

　　刑事犯罪记录影响人的一生，附随后果还会株连子女。因此刑法是不到万不得已时，绝对不能动用的公器。周光权紧盯生活中那些定罪范围过广、处罚畸重的现象，比如疫情的特殊情况下的刑案。

　　他指出，当下有两类案件值得商榷，应考虑从宽处理：其一是因逃避防疫检查引起的刑事案件，其二是一些妨碍公务的情况。

　　“逃避防疫检查，是公众处于对疾病的恐惧，本能抗拒检查而采取的行为，这是符合人性特点的，尽管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，但在判刑时要体现从宽。”他说。而对于“妨碍公务”，他留意到，一些地方为防疫挖断公路、把居民楼单元门封堵起来，还出现了冲入居民家中进行防疫检查的情况。公民对这些不合法的公务行为采取反抗，看起来是“妨碍公务”，但也不应忽视公务执法的明显瑕疵，应该从宽处理。

　　妨碍公务的对象应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。周光权提出，如果是社区志愿者、物业保安或是居委会工作人员设卡检查，而且只有这些人在场，公民因不服检查或管制与他们发生冲突时，不应认定为“妨碍公务罪”。

　　“要考虑人性的弱点，兼顾天理国法人情。”他说，刑事政策运用是有限制的，刑事案件首先要遵守“罪刑法定”原则，当行为本身危害不大、刑法中没有规定的，就不能定罪。“定罪的时候还要回归常识和常理，如果普通人处于被告人的境地，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忧，或对疾病的恐惧也会做出同样反应的话，对被告人定罪就有点违反常理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这种理性的标准，就是疫情期间的案件在疫情结束后再回头看，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或出入。”周光权说，因此，对于之前侦办，目前还没有处理的涉疫情防控案件，就需要考虑疫情防控政策从严格到逐步宽松的变化。“那些犯罪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、特定场景下实施的，需要理解犯罪人当时的各种‘迫不得已’，以更加近人情、符合人性的方式处理那些有特殊性的案件。”他说。

　　除了涉疫案件之外，周光权还把目光投向一些爆炸式增长、成为定罪“大户”的案由，比如信用卡诈骗犯罪，在犯罪者迅速增长背后，是长期以来此类行为入罪门槛低，尺度掌握宽松。“有些透支行为的发生，与部分金融机构发卡不慎重、监管不严格有关，如果司法机关成为个别银行的讨债工具，就会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。”他指出，这类案件不少被告人被判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他们中很多是年轻人或社会中下层人士，许多本应是游离于处罚范围之外的人，突然背上罪犯的标签后，就会成为社会的对立面。

　　2018年7月30日，在周光权的呼吁下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，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对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。新的司法解释大幅提高了(恶意透支型)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，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限定更明确，规定“有效催收”且设置了很多条件。周光权指出，在新的标准下，每年将减少数以千计的“罪犯”，也倒逼某些金融机构慎重发放银行卡。

　　“在其他国家，很多情况其实可以宣告个人破产，让透支者承受沉重的代价，但不至于去坐牢。”周光权期望更先进的制度，对透支后走投无路的人进行“托底”，减少有罪化比例。

　　周光权致力于把宪法带入到刑法中。在我国，解释宪法、监督宪法实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，但他认为，这并不妨碍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作出必要的宪法判断。比如近年来，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枪支、非法放贷、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等多个司法解释中进行了合宪性调适，使刑事司法活动更加符合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、责任主义的要求，也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、平等原则相契合。

　　重构刑法学体系

　　周光权称，自己决定踏入刑法研究之路时，前辈引导是重要原因。1988年，他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，但在大学前两年，他对自己偏向哪个部门法没有想法，直到与著名刑法学家伍柳村先生的相遇，后者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开创者。

　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伍柳村先生还在西南政法大学时，其刑法学课就“迷倒”无数学子，80年代末，他回到四川大学为研究生讲课，当时还是学生的周光权常去旁听，而伍老师在讲座中对传统因果关系的阐述，令他初识刑法学魅力。

　　1996年，在四川省司法厅工作了三年多的周光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，师从陈兴良教授，并于1999年取得博士学位。陈兴良带他走入刑法学的“迷宫”，如今他徜徉其中20多年，但对刑法的迷恋和热爱却与日俱增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末走上学术之路后，周光权认为自己赶上了中国刑法的“黄金时代”。“我成为刑法学最近20年来突飞猛进的见证者、参与者而非旁观者。”周光权认为，这些年来，所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关键问题都得到了深入讨论，在参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过程中，他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、理论体系更加完整，对刑法问题的理解也更加深刻。

　　中国刑法学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，但最初十余年的发展却乏善可陈。周光权曾写过一篇反思文章《无声的中国刑法学》，文章指出，国内刑法学的通说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是平面式的，与国外主流的“阶层”理论很难交流，后者的理念专注于区分违法(行为性质)和责任(个人值得谴责)，因此中国学者即使参加国际会议，也无法与人沟通，是“无声”的。

　　周光权回忆，当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时，接受的大致是犯罪构成仍旧是要件组合理论。在1999年，他博士毕业，进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书，并在2001年去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担任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，在这段访学的经历中，他开始接触并逐步理解“阶层犯罪论”的内容，开始有了反思。

　　“刑法学体系需要重构。”周光权认为，犯罪是由犯罪客体、客观方面、犯罪主体、主观方面组成，就像搭积木一样做着加法，这种思考方式虽然构成简洁明了、便于司法实务操作，但由于其机械化、拼凑式的逻辑架构，使得在面对现实中的疑难案件往往束手无策，并造成了与国际刑法学界在共犯、紧急避险等问题上对话的困难。

　　源自德日的“三阶层”犯罪构成理论，已经影响了100多个国家。其采用阶层式的、立体的方法论，由构成要件符合性、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，符合从客观到主观，从抽象到具体，从控诉到辩护的“对抗”的思维过程。周光权认为，这种思维更加严密，“是层层推进的”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中国刑法学学习借鉴苏联刑法理论，更着眼于惩罚、控诉，满足于政权维护以及司法权畅通运行的需要，没有给辩护人的辩护留出制度空间。“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，限制司法人员的权力是重要课题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要跳出刑法看刑法。”周光权发表了一批反思刑法学的论文和著作，包括学术论文《罪刑法定原则的观念障碍与立法缺陷》《启蒙与创新：当代刑法学者的双重使命》，以及著作《刑法学的向度》《刑法总论》《刑法各论》等。

　　他还呼吁更广阔的国际化的视角。“尽管中国完全不需要在德国、日本刑法学的后面亦步亦趋，但是了解德日刑法学者的研究动向，始终站在学科前沿思考问题，是我们无法推脱的使命。”周光权时常建议学生要学好日语或德语，或者出国交流，“用世界眼光打量中国问题，学一门语言就是打开了一扇窗。”

　　刑法教员

　　1999年，周光权进入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，在当时的清华，尚没有专门讲授刑诉法的老师，他就代为讲授《刑事诉讼法》。这段经历持续了三个学期，但直到现在，20多年过去了，在他的读书会上，他还会特别要求学生关注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交叉的问题。

　　刑法关注实体，刑诉法关注程序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但后者更能代表“慈悲”的面貌。“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，司法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结论，即使勉强得出结论，可能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，结论也是不正当的。”周光权说，在“无罪推定”的原则下，如果依照程序查不清楚事实，那么根据刑诉法的理念，就应当是“有罪就判，无罪放人”，要以实务为导向，兼顾刑事实体与程序。

　　周光权是程序正义的守卫者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推广学者挂职，沟通理论与实践，在2007年11月30日，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，当时39岁的周光权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、检委会委员，分管研究室和二审处。挂职检察官后，周光权着眼于协助解决检察工作中最困难最尖端的问题，其中就包括提高刑事二审程序的地位。

　　他发现，与一审程序相比，二审程序在立法上规定较为粗疏，司法解释也较为欠缺，甚至对二审案件是否需要开庭审理，检法两家的认识都存有分歧。挂职担任副检察长之后，周光权牵头组织了“刑事二审程序：难题与应对”的论坛，会上的研讨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　　挂职担任检察官时，他时常出庭支持抗诉。有一次，吸引了北京9个区县院的主管副检察长和公诉处长在内的近80人旁听观摩。他将学术理念带到了实务工作中，他所挂职的检察院出具法律文书时，不再简单按照传统的犯罪构成“四要件”来叙述，而是更加注重说理，令当事人看到后“口服心服”。在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，周光权又挂职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。

　　周光权还是一名资深立法者，全程参与国家立法近15年。2018年3月，他继续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同时，他还兼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特邀监督员。

　　制定法条需要字斟句酌，有时仅是“可以”和“应当”两词就有生死之别。周光权常提起，在2012年底修改刑诉法时，他和几名立法者就对最高法复核死刑案件中，对被告人的讯问问题展开讨论。在起初的修正案草案中，规定了“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”，“可以”没有强制意味，即在判死刑前既可以见被告人，也可以不见。

　　“人死不能复生，死刑案一旦错，就完全没有回旋余地。”周光权认为，最高法核准死刑前，如果法官能亲自去现场见被告人，也可以防止冤错案的发生。于是，在他和几位立法者的坚持下，“可以”讯问被告人改为了“应当”讯问被告人，使得会见成为必须要履行的程序。

　　然而，离开检察院和立法殿堂，周光权最喜欢的身份是“刑法教员”。2022年7月，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，他刚上任，全国高校疫情防控力度不断提升，在封闭管理的高校校园里，他既要安抚好师生的情绪，也要确保教学平稳推进。

　　新任院长没有“官谱”。在清华园里，周光权依旧骑着共享单车忙碌地穿梭。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老师，并以自己累计骑行了2000多公里而有点“小得意”。

　　“感觉自己心态很年轻。”他自陈，喜欢和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孩子们在“一块儿混”，漫步在人来人往、颇有历史沧桑感的校园里。“我时常有细若尘埃的感觉，感觉时间一不小心就从指尖溜走了。”因此无论多忙，他都会抽时间为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开读书会，一起阅读最新的刑法学文献、讨论最新发生的案件、分析最前沿的刑法理论，以实现“教学相长”。

　　在学术之路上，只有选择“寂寞”，才有可能修得深厚内功。周光权发现，凡是在刑法学研究领域里能够坚持坐冷板凳的学生，后来的学术发展都相对比较好，而那些后来没有取得相应成绩的学生，往往是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苦差事，毕业离开学校，或评得一定职称后就立刻放下了，既没有保持阅读的习惯，也没有与时俱进地更换知识体系。

　　“法律家不但必须熟悉法律制度，同时还必须接受训练，掌握使自己所作出的判断能与神、佛的判断尽量接近的本领。”周光权借用日本法学家西原春夫的话说。

　　他自己认为，刑法学习之路由自律和艰辛铺就，但也是通往知识真谛的必由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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